2021年，FF通过与美国空壳公司PSAC合并，以SPAC方式登陆纳斯达克。这一模式被形象称为“先上车后补票，先敲钟后创业”。SPAC的核心逻辑是：一家只有现金、没有业务的“空白支票公司”先上市募资，再反向收购目标实体公司，帮助后者实现快速上市。
FF选择SPAC的原因很直接：传统IPO流程漫长、门槛高，而FF当时量产无期、亏损严重，根本走不通常规路径。通过SPAC，FF不仅绕开了严格的路演和审核，还一举获得约10亿美元融资。贾跃亭将这次上市视为“救命钱”——FF成立至今累计融资约32.1亿美元（合230亿元人民币），其中SPAC上市是最关键的一笔。这笔钱让它暂时摆脱了资金枯竭的绝境，也为后续的控制权博弈提供了资本底座。
2019年10月，贾跃亭在美国申请个人破产重组（Chapter 11），这是其控制权布局的枢纽环节。他的方案堪称教科书级操作：
设立债权人信托：把自己持有的全部FF股权注入一个由债权人委员会控制的信托，债权人按比例转为信托持股，债权变股权。
剥离经济权、锁死控制权：剩余约30.8%的FF股权转入一个名为SSGP的复杂架构，由贾跃亭的铁杆盟友组成管理委员会，通过协议约定贾跃亭对该委员会拥有实际影响力乃至控制权。
“一起死”还是“一起等上市”：债权人的选项只有两个——要么接受信托持股，等FF上市后通过股权增值回本；要么拍卖一个尚未量产、濒临破产的公司股权，几乎一无所获。最终，平安银行、民生信托等债主无奈接受，成了FF的股东。
这一步完成后，贾跃亭虽然名义上持有FF股权为零，却通过控制SSGP架构，牢牢握住了公司的决策权。用他本人的话说，这是“把全体债权人变为FF股东”。
第一次：对阵恒大（2018年） 恒大曾以20亿美元投资换取FF 45%优先股，成为第一大股东。但当FF烧光首期8亿美元、要求恒大提前支付后续资金时，恒大提出“交出部分控制权”的条件。贾跃亭直接让FF停工、全员降薪、裁员，以“公司破产、投资归零”为筹码逼恒大签下重组协议：恒大持股降至32%，失去一票否决权，沦为纯粹财务投资人。
第二次：对阵独立董事（2021年底至2022年） FF上市后，做空机构指出其1.4万订单多为虚假意向，SEC启动调查。独立董事借机解除贾跃亭团队的管理权。贾跃亭立刻通过FFGP（他控制的股东实体）起诉董事会违背信托责任，同时卡住所有外部融资——不重组董事会，新资金就别想进来。双方僵持一年，公司陷于瘫痪。最终，独立董事在资金枯竭和诉讼压力下集体辞职，贾跃亭团队重掌董事会。
第三次：终极回归（2025-2026年） 2025年4月，贾跃亭被任命为联席CEO，2026年5月正式出任FF全球CEO，创始团队实现“终极回归”。这一次的背景是：SEC历时近五年的调查以“不予处罚”结案，监管阴影消散；FF机器人业务开始产生正向现金流；4500万美元新融资到账。贾跃亭宣布公司转向“物理AI生态公司”，以人形机器人为新引擎，汽车业务则“融资到位才启动”。
2026年4月到账的4500万美元融资，设计极为精巧：投资方需锁股至少6个月，转股价格按届时的市场股价计算，而不是当前的低价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未来FF股价从0.3美元反弹到1美元以上，实际转股数量会大幅减少，对原有股东的稀释效应被压缩。贾跃亭称这是“公司近年来成本最低、条款最优的一笔交易”。这种操作既拿到了钱，又避免了股价被进一步砸盘，为控制权的稳定争取了时间窗口。
贾跃亭整套操作的底层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——股权包含的经济权（分红、增值）和控制权（决策、人事、董事会），完全可以拆开使用。他全部让渡经济权去还债，却通过SSGP架构、超级投票权（最高1:20）、董事会提名权锁定，在法律框架内实现了“0持股、控公司”。
这种模式的致命风险在于：它本质上是一种“恐怖平衡”——贾跃亭每一次巩固控制权，都是以“公司破产、大家一起归零”作为最后通牒。当所有利益相关方都“输不起”时，他反而成了那个最不可能被抛弃的人。但这也意味着，一旦市场耐心耗尽、融资渠道彻底断裂，这套精密的权力架构就会失去支点。 (以上内容均由AI生成)